兩會定調財政貨幣新打法 中國經濟能否走出獨立行情?

來源:《財經》 2020-05-24 18: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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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財經》記者 張威 張穎馨   編輯/袁滿

相對于國外無上限量寬和負利率水平,以及國內的降息預期和財政赤字貨幣化之爭,糾結于諸多目標因素中的中國貨幣政策走出了獨立行情,并將在經濟復蘇增長中發揮重要作用

封面設計/黎立

2020年全國“兩會”前夕,面對疫情帶來的嚴重沖擊,各方熱議財政、貨幣政策如何協調發力,有關“財政赤字貨幣化”討論,涉及中國貨幣政策的恰當角色和定位,特別是如何在刺激經濟復蘇增長中發揮恰當作用。

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馬駿解讀,財政赤字貨幣化本質是:政府在財政入不敷出的情況下,不是通過“借錢”(如向市場發債)的方式來為其財政赤字提供融資,而是靠自己“印錢”來為赤字融資。

“印錢”的意思,即政府指定央行“印錢”,具體形式可以是讓央行永久性地持有政府發行的債券。更直白一些的“赤字貨幣化”推崇者認為,這些發給央行的債是不需要還的,政府也事實上不需要付利息,即使要付利息也可以再從央行借錢來付。

一石激起千層浪,擁護與反對派各持己見,核心都指向如何更好地實現經濟復蘇增長。

“央行不得對政府財政透支,不得直接認購、包銷國債和其他地方政府債券。”20世紀末期出臺的《中國人民銀行法》中所列禁條并未讓上述討論戛然而止。

央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松成指出,有人認為,法律可以修改。殊不知這一法律規定不僅是中國沉重的歷史教訓的總結,而且也是西方國家上百年貨幣政策實踐的經驗。

面對爭議,央行淡定維持既定節奏。5月20日,新一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顯示,1年期品種報3.85%,5年期以上品種報4.65%,均與上月持平,未有調整。

同時,市場呼聲最高、預期最強的存款基準利率調降政策,至今仍未落地,此前市場普遍預期存款降息將發生在今年4月。

對標全球,歐美央行開啟無限QE(量化寬松),英國史無前例地發行負利率中期國債;對內,“財政赤字貨幣化”承壓,業內人士指出,相對于國外無上限量寬和負利率水平以及國內的降息預期,中國貨幣政策走出了自己的獨立行情。

接近貨幣當局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我們現在基本還是常規的貨幣政策,這一局面應該珍惜。“如果我們小心翼翼地開閘放水,物價和房價還可控制。如果直接把河堤掘開,水漫金山,那就不可收拾了。”

獨行之下,不無目標,且需要平衡諸多因素。

5月22日,李克強總理在全國“兩會”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更加靈活適度,綜合運用降準降息、再貸款等手段,引導廣義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明顯高于去年,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創新直達實體經濟的貨幣政策工具,務必推動企業便利獲得貸款,推動利率持續下行。

瑞銀宏觀預計,整體信貸增速可能從去年底的10.9%(今年4月為12.2%)反彈至今年底的13.8%(官方社會融資規模余額增速預計為13.6%),高于此前12.5%的預測。此外,其提醒,鑒于今年整體信貸大幅反彈和名義GDP增速大幅放緩,這意味著整體宏觀杠桿率可能會上升29個百分點。

最新數據顯示,2020年前四月,中國社融和人民幣信貸分別合計新增14.17萬億元、8.8萬億元,均為歷史同期之最。接近央行人士認為,從社融、廣義貨幣以及貸款增速數據來看,當前我國的貨幣政策還是合適的。“畢竟疫情是短期因素,價格和宏觀風險卻是長期因素。如果過于寬松,潛在的問題就很大了。”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周皓認為,大水漫灌式的貨幣政策,在經濟結構性失衡時期一定會帶來物價飛漲,而疫情、戰爭、瘟疫、石油封鎖等帶來的經濟衰退都叫做供給沖擊型的經濟衰退(結構性的經濟衰退),有些商品價格上漲,有些商品價格在下降。基于此,現在的貨幣政策還是恰當的,從年初到現在,10個基點10個基點小步放寬,總共也沒有降到幾十個基點。

存款降息暫未實施

市場對于央行貨幣政策近期的舉動有些琢磨不透,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表象是,普遍預測中的4月中旬降低存款基準利率,時至今日遲遲未來。

但中國央行貨幣政策走向,實則有更審慎的考量。

接近貨幣當局的權威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對企業而言,貸款利率降低是關鍵,但對居民來說,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已經是實際負利率(CPI為3%-4%,遠高于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1.5%),再降低存款利率,老百姓實際存款收益更低。

顯然,中國最新CPI的情況已經成為掣肘央行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因素。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4月份,CPI同比上漲3.3%,增速較上月回落1個百分點;環比下降0.9%。

盡管CPI環比回落,為貨幣政策調控創造些許空間,但是另一則數據依然辣眼,1月-4月的CPI同比上漲達4.5%,PPI同比下降1.2%。

周皓指出,需要再觀察幾個月,待消費完全恢復后再判斷CPI的走勢比較合理。

京東數字科技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則認為,實際負利率早就已經出現,包括美國現在也是零利率,通脹可能在1%到2%之間,歐洲也是如此,負利率并不能成為制約存款利率下降的原因。“中國現在的通脹水平還是比較低的,核心通脹為1%左右,食品通脹也在下行,反觀PPI卻是負值,在經濟低迷下存在通縮的風險。”

招商銀行研報分析亦提出類似的擔憂,“前瞻地看,未來CPI下行態勢依舊,年底或將面臨通縮壓力。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近兩個月CPI環比持續為負,與2003年4月至6月非典期間的 CPI 走勢高度相似,未來居民消費支出仍將受到疫情抑制,物價增速大概率將進一步回落。”

國泰君安此前發文指出,當CPI與PPI背離時,貨幣政策表現則較為“矜持”。結合貨政執行報告的措辭微調,貨幣政策緊盯的通脹目標仍是以CPI為核心,但貨幣政策目標更趨多元化,尤其是兼顧資產價格、人民幣匯率、配合宏觀審慎等,從而CPI與PPI走勢難以簡單主導貨幣政策取向。

存款基準利率調降預期升溫的背景是,我國金融市場利率與存款利率雙軌運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問題比較突出,盡管市場流動性比較寬松,但貨幣市場利率的下降并未有效傳導至存款端,導致銀行息差收窄,讓利空間有限。

《財經》記者根據Wind統計,從2010年12月至今,中國商業銀行凈息差已從2012年3月的最高點2.76%下滑(非持續性下滑)至2020年3月的2.1%,縮水近24%。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亦曾指出,當前中國商業銀行整體計息負債成本率為2.3%至2.5%,明顯高于1年期存款基準利率的1.4倍,說明現階段存款屬于賣方市場。

一位大行分行行長亦曾向《財經》記者佐證,很多普通存款大戶基本要求存款利率上浮40%,按照1年期定期存款基準利率為1.5%計算,上浮后為2.1%,但是在貸款業務上,很多企業貸款年利率已經降至3.3%,扣除其他費用成本,利差微乎其微。

對于小銀行來說,利差收窄造成的壓力更大。某城商行董事長向《財經》記者提供了一組數據:此前該行發放的支小再貸款利率在6%-8%之間,當前對應利率在4.3%左右,而負債端理財產品收益率基本在4%以上,利差空間微乎其微,有的甚至可以說沒有。其認為,當前市場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雖然降低存款基準利率可能會導致“存款搬家”,但仍希望進一步降息,這樣中小銀行的日子也能好過些。

疫情突發后,央行幾輪非對稱降息(即調降LPR貸款利率,維持存款基準利率不變),使得利差呈現進一步收窄趨勢,商業銀行迫切希望負債端的存款利率也適度下調。

當前,即便是國有大行,亦感到利差收窄帶來的壓力不小。某國有大行三農金融業務部負責人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非對稱降息給銀行帶來的壓力其實很大,在加大信貸支農支小基礎上,還是得降負債成本,實現雙向激活。至于銀行在其中能有多大的利差空間,有賴于自身的風控能力。但即便風控做得好,當前也只能保本微利。

對此,監管部門則更希望這個問題要相信市場,根據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的觀察,已經有部分銀行存款實際執行利率下降,反映了市場機制正在發揮作用。

普益標準監測數據顯示,4月331家銀行共發行了7870款銀行理財產品(包括封閉式預期收益型、開放式預期收益型、凈值型產品),發行銀行減少16家,產品發行量減少94款。其中,封閉式預期收益型人民幣產品平均收益率為3.88%,較上期減少0.08個百分點。

沈建光則認為,如果存款利率不動,銀行的息差就會大幅下降,將成為貸款利率下行的一個重要障礙。5月20日,直接反映企業融資成本的最新一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顯示,1年期品種報3.85%,5年期以上品種報4.65%,均與上月持平。盡管符合市場預期,但是業內人士普遍認為,未來降準降息仍有必要和空間,LPR下行趨勢不會變。

“市場利率繼續下行應該是大概率事件,但當前主要問題不是出在數量或價格上,而是結構,光有降息還無法解決供需結構化錯位的問題。”廣東南粵銀行副行長趙俊宏告訴《財經》記者,此前一系列貨幣政策的效果是明顯的,但依然有很多繼續完善的空間,貨幣是一種數量工具,當前應該考慮結構問題,此前的定向降準已經考慮到結構問題,但導向性、針對性還可以加強。

貨幣超常調控未到時

從前四個月金融數據來看,貨幣政策遠遠超出流動性不夠的范疇,寬貨幣、寬信用紛紛出現。圖/視覺中國

盡管存款基準利率調降預期落空,多位貨幣政策分析人士認為,當前我國的貨幣政策還是適度的,主要通過三個重要的指標得以體現。

4月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為265.22萬億元,增速為12%;廣義貨幣(M2)余額209.35萬億元,增速為11.1%;人民幣貸款余額161.91萬億元,增速為13.1%。

“三個數據指標(社融、貸款、貨幣供應M2)最重要,目前這三個指標都不低了(三個都是兩位數)。”接近央行人士表示。

4月信貸數據則更一舉反常,與“季末沖量、季初回落”的信貸規律完全背道而馳。4月當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3.09萬億元,人民幣貸款增加1.7萬億元,此前機構對上述兩個數據預測分別為2.7萬億元、1.3萬億元。“主要原因就是央行逆周期調控,以及監管的引導。”某銀行資金交易員感嘆,在監管政策驅動之下,現在的信貸增長具有很強的外生性。

監管政策驅動如何?以降準為例,2018年以來央行降準操作多達十次,今年前四個月則已實施三次降準,市場測算,三次降準共釋放資金超1.75萬億元。

降準的意義在于可以通過提高貨幣乘數的方式,增加實體的貨幣供給,給企業外部融資現金流,應對短期的償債壓力。在降準之外,央行此前已經通過下調MLF(中期借貸便利)利率,提供專項再貸款和再貼現等工具進行調節。

“我們現在基本還是常規的貨幣政策,這一局面應該珍惜。”接近貨幣當局人士向《財經》記者坦言,如果我們小心翼翼地開閘放水,物價和房價還可控制。如果直接把河堤掘開,水漫金山,那就不可收拾了。

采用常規貨幣政策的基礎,是相信當前經濟局面會有好轉,還是因為河堤掘開會來帶風險考量?上述人士表示,“兩方面都有,一方面我們的疫情在短期內得到控制,情況大大好于歐美;另一方面,我們決不能留下惡性通脹或房價必然大漲的后遺癥。”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劉愛華在發布會上表示,“4月份總體經濟延續了3月份以來恢復改善的勢頭,主要指標呈現積極變化。”

其中,全國規模以上(主營業務收入在2000萬元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由3月份的下降1.1%轉為增長3.9%;國家統計局4月下旬的快速調查顯示,截至4月25日左右,規模以上工業達到正常生產水平,一半以上的企業接近85%,規模以上服務業企業超過70%,有資質的建筑業企業超過60%。

與此同時,近期部分城市房價上漲也為業內人士預警,疫情期間的調控要避免給樓市加杠桿。深圳貝殼研究院數據顯示,3月深圳全市新房網簽4224套(含商業),環比增長153.8%;住宅3152套,環比增長279.8%。

此前,深圳房抵經營貸資金違規流入房市快速引起當地監管部門重視。

“畢竟疫情是短期因素,價格和宏觀風險卻是長期因素。如果過于寬松,潛在的問題就很大。”接近貨幣當局人士直言。

周皓認為,現在的貨幣政策還是恰當的,從年初到現在,10個基點10個基點小步放寬,總共也沒有降到幾十個基點。“現CPI是正的,PPI是負的,這反映了一方面有結構性需求不足,所以經濟衰退,另一方面有些結構性供給不足,所以價格在上漲。

大水漫灌式的貨幣政策,在經濟結構性失衡時期一定會帶來物價飛漲。周皓指出,中國疫情帶來的危機,更像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石油危機帶來的滯脹,常規的經濟衰退只是總需求不足,多發貨幣完全管用。而疫情、戰爭、瘟疫、石油封鎖等帶來的經濟衰退都叫做供給沖擊型的經濟衰退(結構性的經濟衰退),有些商品價格上漲,有些商品價格在下降。

沈建光認為,從前四個月金融數據來看,貨幣政策遠遠超出流動性不夠的范疇,寬貨幣、寬信用紛紛出現。“現在央行已經在量化放松,再貸款就是量化放松的一個工具,同時,銀行間市場流動性也比較寬裕,利率大幅下降,核心問題是經濟沒有需求,錢不一定能貸得出去。”

盡管被定義為常規的貨幣政策,最近一次定向降準后,農村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降到了6%,已達到中國歷史上最低的法定準備金率水平,從國際橫向比較來看,和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經濟體相比,這也是相對較低的水平。

瑞銀宏觀指出,今年整體信貸的反彈力度可能會與2012年和2015-2016年相當,但較金融危機時期仍會相對溫和,預計央行年內會額外降準50個基點、下調MLF利率20個基點,同時下調存款基準利率25個基點。“鑒于政府要求進一步放松貨幣和信貸政策,我們預計央行會通過上述方式和運用其他多種流動性管理工具來推動整體信貸增速反彈、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

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師王青亦認為,未來貨幣政策在降息降準及再貸款等手段方面的邊際寬松空間將擴大。其中,伴隨下半年CPI同比漲幅趨勢性下行,年內MLF利率有可能進一步下調40BP,甚至不排除央行適時小幅下調存款基準利率的可能,這將引導LPR持續下行100BP左右。年內還將有兩次全面降準空間,總體幅度約在1個百分點上下,將釋放長期資金約1.6萬億元。

避免資金空轉

中國3月-4月信貸、社融均錄得良好增長,避免了大水漫灌式的調控后,資金去往何處?

央行數據顯示,截至今年4月末,結構性存款余額達12.14萬億元,4月當月結構性存款余額新增4719億元,連續四個月走高。

另據《財經》記者不完全統計,自5月初以來,有包括易德龍、浦東建設、中一檢測、三祥新材、贛能股份、機器人、讀者傳媒等在內的10余家上市公司發布利用閑置資金購買銀行結構性存款理財產品的公告。

“結構性存款高漲背后,顯現資金空轉隱憂。”某股份制銀行資金交易員向《財經》記者坦言,就資金空轉問題,他至少觀察到了兩個現象。

一方面,今年3月-4月,準貨幣增量合計約4.5萬億元規模,而近年歷史同期增量水平基本保持在1000億-3000億元水平。可以推測,年初以來的存款多以定期類存款形式存在,也就是說經濟主體通過信貸、債券等渠道融入的資金,可能并未完全進入生產流通領域,部分資金便轉化為了結構性存款、大額存單等高收益準貨幣資產。

另一方面,6個月期人民幣理財預期收益率為4.08%,與短融/超短融利差已超過230bp。同時,4月份高等級短融以及中票總發行規模近1萬億元,超過歷史同期水平,可以推測,企業有通過發行1年期以內低成本的短久期債券來配置銀行理財和表內存款的動機,從而形成了套利。

“確實存在企業通過發行短期債券來配置銀行的理財或結構性存款的情況。”某商業銀行人士亦向《財經》記者證實,這些高收益率理財產品的價格(利率)普遍都在3%-4%的水平,與短期債券利率有1個-2個百分點的套利空間。

對于票據套利,事實上已在2019年初出現過,而且今年3月-4月,表內票據融資+表外未貼現票據合計規模為9380億元,這個水平已經遠高于2019年3月-4月的水平。上述銀行人士坦言,“盡管監管部門、銀行對票據的真實貿易背景審查很嚴格了,但在疫情期間,不排除再度出現票據貼現后購買結構性存款的套利情況。”

5月7日和8日,銀保監會分別發布兩則處罰公告,中信銀行舟山分行因貸款資金轉存結構性存款等被處罰80萬元;光大銀行蘇州分行因貸款轉為結構性存款等被處罰50萬元,而整個2019年銀保監會只發出一張結構性存款罰單。

華北某城商行投行部業務負責人向《財經》記者表示,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上市公司想美化報表,或者是作為貸款的前置條件。“部分銀行發放貸款時,會要求企業把貸款的部分資金回存,或是用來購買銀行的理財產品。”

資金空轉和套利背后共同指向的核心問題在于:錢沒有流向真正需要它的企業,亦或實體經濟投資需求不旺。

“大家都在想辦法給小微企業放貸,可是沒有抓手。能有的抓手也就是圍繞核心企業的供應鏈和房抵貸,畢竟這些資產風險低。那些加大基建、增發債券、降低利率的舉措要么‘遠水不解近渴’,要么只能救助那些高信用的主體。”華南地區某城商行對公業務部負責人告訴《財經》記者,商業銀行不能變成救助機構,宏觀風險溢價的降低有賴國家出手。

上述城商行投行部業務負責人認為,貨幣政策存在流動性陷阱,很多方面難以兼顧,很難做到精準施策。而資金空轉在某種意義上也只是“背鍋俠”,真正危險的是監管未及的資金錯配和對持牌金融機構信用風險認知的缺失。資金天性逐利,流不到實體經濟的主要原因是對中小微和民營企業貸款定價有誤,根本原因是經濟的持續乏力。

多名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銀行業人士則直言,當前資金確實存在空轉和套利的現象,但應理性看待這些問題。

“一方面,資金空轉的現象不是普遍存在,一季度信貸投放情況可以佐證;另一方面,金融市場的資金套利永遠存在,這是定價機制的一部分。”某國有大行三農金融業務部負責人告訴《財經》記者。

某業內分析人士向《財經》記者指出,僅僅依靠市場機制,資金套利/空轉短期內難以消除,可能還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為:一、流動性寬松格局不會改變,金融市場利率持續低位運行。二、金融市場利率和存貸款利率的分割依然存在,貨幣政策的價格信號傳導比較慢,兩個體系的利差難以消除。

Wind數據顯示,4月初,中國的1年期同業存單加權票面平均利率達1.7%,是自2014年3月以來(Wind納入的統計時間范圍),該數據首次跌破2%,創下歷史新低。與此同時,1個月期至1年期Shibor分別跌至近十年來最低點,均跌破2%。

顯然,要真正有效控制套利,還是要從源頭做起。上述資金交易員認為,比如一些可以嘗試的手段有:加大對結構性存款、創新存款的打擊力度,把這些高成本的負債利率打下去,降低銀行對存款的非理性競爭,這樣可收窄套利利差。

目前而言,銀行負債端成本的降低主要依靠降準、同業資金成本降低等方式,但從構成來看,銀行負債中存款占比最高,2019年3月大中小型中資商業銀行分別為68%、47%、67%左右。

“銀行間流動性充裕,同業負債利率降至近幾年的低點,銀行有動力吸收更多的同業負債,以降低負債成本、獲得更多的利潤。但當前由于投資需求不足,‘資產荒’的現象比較明顯,在個別領域會出現資金淤積的情況。”趙俊宏向《財經》記者分析認為,不用過度擔憂所謂“資金空轉”現象,在當前的監管環境下,同業業務受到嚴格監管,資金充裕不會像之前那樣帶來資產的過熱。

與此同時,信用是需要考量的關鍵問題。“當前市場不缺貨幣,缺的是信用,很多小企業信用不夠,仍然很難從銀行拿到錢。銀行作為市場化機構,需要考慮貸款的風險與損失。”趙俊宏直言,政府可以考慮出臺一些政策直接提供信用,比如拿出資金,設立針對中小企業或者小微企業的擔保基金。若能管理好這些基金,釋放乘數效應,會給到更多中小企業實實在在的支持。

事實上,監管部門早已發文整治高息攬儲。《財經》記者此前報道,3月4日,人民銀行下發了《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加強存款利率管理的通知》,提出人民銀行指導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加強存款利率自律管理,并將結構性存款保底收益率納入自律管理范圍,意味著銀行如果結構性存款保底收益太高就會被認定為違反自律規定。

貨幣政策獨立的通與變

圖/視覺中國

多位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專家學者指出,從中國央行前期未跟隨全球降息潮,再到“財政赤字貨幣化”討論之爭,背后反映的核心問題是央行貨幣政策獨立性。

一直以來,中國央行貨幣政策采取多目標制,既包含價格穩定、促進經濟增長、促進就業、保持國際收支大體平衡等四大目標,也包含金融改革和開放、發展金融市場這兩個動態目標。

周皓認為,中國貨幣政策原則上獨立是必須的,但是又沒有必要像美國或者西方國家一樣那么絕對的獨立,因為央行還是政府的一部分,央行要和財政部門和其他部門更好地協調,而且央行的一些結構性的政策,包括外部平衡的政策、金融穩定的政策,都不能脫離開政府的其他部門來執行。“現在來看,一定是經濟增長排在第一,其次是物價、外匯、金融穩定等。”

中銀國際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長曹遠征撰文指出,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不受黃金約束的信用本位,會因貨幣供應量過度而引發通貨膨脹。從這個意義上講,“貨幣數量論”似乎值得重新審視。它提醒人們適度而穩定貨幣供應機制是十分重要的。所謂適度就是當代貨幣數量論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提出的簡單規則,即貨幣供應量應是GDP增速加物價自然上漲率之和;所謂機制就是一個約定俗成的限制,即財政不能無限透支中央銀行。為此,要求中央銀行有獨立性,能制定獨立于財政的貨幣政策。

不過,貨幣政策獨立性是相對的,是因時而變的。

某分析師指出,歷史上,在應對戰爭時,任何國家貨幣政策都沒有獨立性,都是服務于戰爭財政融資,最終結果差異主要體現在財政運用資金的效率差異。當前,在應對疫情沖擊時,貨幣政策的目標也是服從中央政府的,貨幣政策獨立性主要體現在如何選擇工具來實現目標。

具體到“財政赤字貨幣化”問題本身,周皓認為,歷史上沒有成功的例子,但是貨幣政策可以進一步寬松為財政政策提供有效空間,同時保持市場主體對財政當局紀律約束。

“1994年,制定《人民銀行法》的核心,就是從法律上解決央行不得直接向財政透支這個問題。”上述接近貨幣當局人士指出,當年朱镕基總理主導改革,下決心制定《人民銀行法》,目的就是要守住央行與財政之間的這道底線。

曹遠征認為,現在還遠未到財政赤字貨幣化的地步。中國的儲蓄率較高,居民的杠桿率較低。即便為抗疫發行特別國債,居民有意愿并有能力購買國債。相對于其他金融資產,國債收益率較高并且具有安全性,是中國居民首選的金融資產。“赤字貨幣化在中國至少暫時不會出現,這還僅僅是一個理論探討,還是一種假設。”

其實,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一直都有配合。上述資金交易員指出,從兩方面看,有隱性也有顯性的。隱性的是政府債券發力時,貨幣政策會配合寬松,維持利率穩定。顯性的比如特別國債發行,央行會先降準,再讓銀行買,或者直接從過橋銀行手里買。

“盡管最近在學術界有爭論,但不能否認兩者的配合,實際上還是有效果的,貨幣政策也做了很多。”上述資金交易員指出,現在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思路已經很清晰了,“六保”是當前最重要的目標,也是經濟面臨的短期風險,需要以財政政策為主導來解決,貨幣政策旨在維持流動性的穩定,配合財政政策的發力。

比如,通過二級市場購買特別國債,或者允許特別國債作為準備金補繳,提升特別國債吸引力。還有就是根據政府債券發行造成的資金缺口,適度加大公開市場操作,或者降準,維持利率穩定,降低政府債務成本。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表示,2020年全球經濟走勢將在震蕩中下行,為應對沖擊,全球主要經濟體都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中國逆周期調節力度也在不斷加大,應重點發揮財政政策作用,基建與新基建并行。李迅雷說,下一個十年,中國經濟在全球總量的占比將繼續提升,在中國配置資產將是明智選擇。

(《財經》記者楊柳晗對此文亦有貢獻)

張威 張穎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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