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武漢“封城”防疫情,反思特大城市發展路徑

來源:《財經》雜志 2020-01-23 15: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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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的重點是如何迅速而有效地控制疫情的蔓延,但也需要反思,如何針對中國的人口規模和城市規模,從未來風險管控和降低各類經濟和社會成本的角度,提出中國的城市化發展路徑

從武漢“封城”防疫情,反思特大城市發展路徑 | 李鐵談城市

圖源 法新

文/李鐵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武漢的爆發引發了新的城市危機。

雖然當地城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但目前來看已經在全國和國際社會引起了強烈反響。中國發生的公共衛生安全事件,上一次是在北京,時隔十幾年之后,又發生在武漢。類似的事件先后發生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我們應該反思,城市化的發展道路將來遇到的挑戰不僅僅是經濟方面的,更多的挑戰卻顯示在社會層面。

隨著類似危機的發生,我們要承受的不僅僅是經濟成本、社會影響力、波及全國的恐慌等,更重要的是要思考我們要付出什么樣的社會代價?

近些年來,很多經濟學家和城市問題專家,經常提出的一個觀點是,中國要發展千萬人以上的大城市,才能夠達到人口聚集形成的規模效應。他們大多以東亞的日韓為例,或者是以美國的紐約和英國的倫敦作為成功案例。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后發城市化的國家,無論是拉美的超大城市墨西哥城、里約、圣保羅等,還有印度的孟買和新德里等,它們的人口過度向特大城市聚集,帶來的城市問題則更為嚴重。一方面是社會治理難度很大,另一方面是受教育水平較低的人口高度聚集之后,引發的“城市病”。

如果說我們過去關注的是貧民窟、社會治安以及公共衛生和環境污染等問題。那么在中國的城市化道路上,可以把疫情的迅速傳播也可以列為新型的“城市病”。

假如我們換一個角度思考。這次的疫情如果發生在50萬人以下的中小城市,對其的控制和管理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結論顯而易見,肯定要比特大城市的管控要容易的多。即使“封城”也不會帶來巨大的社會成本,而且可以迅速地在有限的空間內對疫情加以控制,人口的流動規模和范圍,也不會像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那樣能影響到全國和其他國家。

當然我們還可以考慮,如果疫情發生在一個中小城市,當地政府不會如此緊張過度,擔心引發城市的輿論危機和社會危機,也就會降低控制輿論的風險。至少上級政府也不用有更多的顧忌,從而采取有效措施來處理。同時,各方面對于中小城市的各種資源供給也會充裕,而且各種救助措施也會針對較少的人口而更為簡潔和有效。

可是,一旦疫情發生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就沒有這么簡單。針對的人口眾多,肯定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但是又不得不加強防范。所有的風險預案都是要建立在更大的傳播范圍基礎上。此外還會面臨更多問題,比如醫療資源的供給、各種生活必需品的供給,還有就是人口流動的規模控制,都可能產生難以想象的困難。

2003年的SARS事件雖然過去了16年,但對很多人來說還記憶猶新。那個時候,北京人在全國都不受歡迎。SARS引發的教訓,不知道是否對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產生了影響。但至少我們知道,為防止因各種原因引發的社會危機,需要控制特大和超大城市的人口規模。很多人對于疏解城市功能和人口難以理解,但是當一個城市人口過多的時候,不能僅僅考慮到經濟的效益問題,還要未雨綢繆考慮到可能產生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問題。

很多學者認為,中國應該吸取國際經驗,發展更多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但是他們根本沒有對這些具有所謂的城市發展經驗的國家進行過深入調查。歐洲除了倫敦之外,就沒有超大和特大城市。無論是德國還是法國,大多數都是中小城市。美國1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10個,絕大部分城市都是中小城市。雖然東亞的日韓有東京和首爾兩個超大城市,但是這兩個國家的中小城市數量和人口之比,也超越了中國。

中國是世界上大城市最多的國家,擁有21個5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21個,140多個1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還有6個10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目前還有幾個城市試圖要加入千萬人口俱樂部。但是需要看到,中國的城市規模化進程,和其他國家的城市規模擴張,走的并不是一條道路。中國吸取了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病”教訓,防止人口過度涌入城市而形成的城市貧民問題。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看,中國是靠高等級的省會城市和直轄市來調動要素和資源,形成人口的聚集。由于中國的行政調動資源的能力遠超出世界上其他國家,所以導致在三四十年之間,中國發展出幾十個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當然就會引發新的“城市病”的產生。

武漢發生疫情正值春運期間,大約幾百萬人要回家過年,有在武漢就業的人回家鄉過春節,也有在外地的武漢人要回武漢過年。因幾百萬人的人口流動規模產生的疫情蔓延更是十分可怕的事情,大大增加了疫情管控的難度。這也是中國城市發展的特色,也給我們提出了新的課題,即城市人口規模和人口的流動問題。前者給城市疫情的管控帶來了風險,后者則是增加了疫情擴散向全國的風險。兩類問題都值得我們進一步反思,如果發展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同時又無法解決人口落戶問題,必然會造成了這類風險管控的難度。如果是在幾萬人或者幾十萬人的中小城市,即使有一定的流動人口,風險也會小的很多。但是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我們不得不面對規模和流動的雙重問題帶來的壓力。

雖然,當前的重點是如何迅速而有效地控制疫情的蔓延,但是及早反思各類問題也實屬必要。

在這次的疫情危機中,有的人關心社會輿論,有的人關心體制問題,有的人關心追責。而作為我,一個城市問題的研究者,更希望能認真地總結城市化發展的路徑,及其帶來的經驗教訓。如何針對中國的人口規模和城市規模,從未來風險管控和降低各類經濟和社會成本的角度,提出中國的城市化發展路徑。也就是各類不同規模的城市協調發展,更要給特大和超大城市周邊的不同規模的城鎮發展提供政策空間。

總之,14億人口的城市化,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城市化進程。面對著人口眾多,受教育程度低的國情,人們是否都應該進入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值得我們反思。我們現在不是大城市太少了,而是太多了,更重要的是,要利用城市群的優勢,帶動和促進中心城市周邊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發展,同時在這些城市解決外來人口落戶問題,會自動疏解特大和超大城市的功能,減輕它們的壓力。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次武漢疫情的經驗教訓,等于給我們提了一個醒。

作者為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編輯:朱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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