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闖關

2019-03-14 18: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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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精圖治多年,華為在全球即將部署5G網絡之際已取得先發優勢,美國政府牽頭的遏制行動會改變這家公司的發展軌跡嗎?

華為公司CFO孟晚舟1993年大學畢業進入華為工作,最開始只做總機轉接和文件打印工作。她的父親任正非是華為公司創始人,這家公司如今已經是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公司,也是全球最重要的科技公司之一。

和她的父親一樣,兼具公司CFO和創始人之女雙重身份的孟晚舟,25年來很少代表華為走向前臺。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在加拿大轉機時,被加拿大當局拘押,引發了一場全球性風波。

直到12月5日通過加拿大《環球郵報》公開報道,外界才獲知孟晚舟被加拿大當局拘押,此后事件迅速發酵。加拿大外交部12月10日發表聲明稱,拘押當天通報了中方使領館。但中方表示,并沒有在第一時間得到加拿大政府的通報。

加拿大政府解釋,孟晚舟被拘押的原因是由于違反美國對伊朗的貿易制裁法,加政府代表美政府對其人身自由進行了限制,之后她有可能被引渡至美國。

12月7日至11日,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高等法院就是否允許孟晚舟保釋連續進行了三場聽證會。在12月11日的最后一場聽證會上,法院作出裁決,批準保釋申請。

目前中美加三方各執一詞,沒有人可以完全解釋清楚加拿大和美國政府因孟晚舟涉嫌違反美國對伊制裁法案而拘押她是否合理合法。事實上,在此前的類似案例中,沒有一家公司的高管因此而被直接拘押。

12月18日,華為副董事長、輪值董事長胡厚崑在深圳華為總部接受外媒采訪時表示,由于這是一個仍在持續進行處理中的事件,他無法回答有關孟晚舟的問題,但重申華為對其貿易合規充滿信心,安全記錄非常良好,并且相信加拿大和美國的司法系統會給出公正裁決。

無論在運營管理水平、技術能力還是全球化程度上,華為都是首屈一指的中國公司。2018年,這家公司的總營收將突破1000億美元,是其長期對標的“老師”愛立信的近4倍,即使單獨計算運營商業務,華為的規模也是愛立信的2倍左右。

2G時代,華為是一家無足輕重的公司;3G時代,華為仍然是一個追趕者;4G時代,華為實現了大發展,其B端C端兩翼齊飛的業務模式,在全球范圍內只有三星電子可以匹敵;即將到來的5G時代,華為準備充足、信心滿滿,認為自己已經贏得先發優勢。截至目前,華為已經拿到了25個5G組網合同,安裝了1萬多個5G網絡基站,高居行業榜首。

值此關鍵節點,華為迎來了多事之秋。2018年,隨著中美貿易戰的深化,美國政府多年來對華為的遏制達到高潮,不僅以安全威脅為由阻止華為進入美國市場,還號召其盟友共同抵制華為,而鑒于種種原因,其遍布北美歐洲亞洲大洋洲的盟友也或多或少響應了美國的號召。

如果半個地球的市場都向華為關閉,這家公司的高歌猛進是否會戛然而止?

在中美貿易戰進入焦灼狀態的背景下,事件的結局,華為的未來已不再只是孟晚舟和華為的事情,太平洋兩岸的商界人士均為此感到揪心,人心惶惶的氣氛一度蔓延。

包括接近中國政府和美國司法系統的相關人士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均表示,希望將華為加拿大事件作為獨立事件,與中美貿易談判進行切割處理,不要因孟晚舟案而節外生枝。

一位中國大型互聯網公司高層人士對《財經》記者說,對于正在謀求海外擴張的企業來說,現在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原來沒有完全暴露的矛盾,這次全部出來了,大家都傾向樂觀看待,但形勢很有可能并不樂觀。”

孟晚舟案的三個可能

三個可能的結果將把孟晚舟帶到三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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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公司董事會從2011年開始維持在17人。既包括業務線上的骨干,也包括職能平臺中關鍵性的財務、人力和品牌負責人。這家公司此刻站在一個歷史高點,也面臨下一個關口。圖源華為官網)

“這是我的決定。”加拿大溫哥華當地時間12月11日下午3點,孟晚舟第三次聽證會上,法官最終做出了在12項有限條件下讓孟晚舟保釋的決定。此時,大廳里響起一片掌聲。

孟晚舟的丈夫看起來松了一口氣。她微笑著向他點頭,眼里泛著淚光。

但這并不是結束,只是另一個開始。

現在的孟晚舟如同遁世的隱士,在加拿大家中接受監視。她的律師說,她本人已經想好了如何打發這段時光——去位于溫哥華市內的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從接下來的流程來看,孟晚舟似乎沒有足夠的時間做這件事情。

據美加引渡條約和加拿大《引渡法》,美國必須自孟晚舟被拘押之日起60天內提出引渡的請求,在收到請求后,加拿大司法部官員有30天時間來決定是否簽發繼續啟動引渡程序的令文,然后依此安排引渡聽證會。這個時間點與中美貿易談判的90天要求有交叉。

第一種可能,美國最終并未提出對孟晚舟的引渡請求。如果是這個結果,她將重獲自由。

根據加拿大1999年的《引渡法》和美國與加拿大的《引渡條約》解釋,如果在臨時逮捕后60天內,臨時逮捕的申請國沒有提交引渡申請和支持文件,被逮捕人將被釋放。

第二種可能,美國方面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請求。這樣雙方將陷入曠日持久的引渡流程。

準備引渡申請和證明文件是一項復雜的工作。美國向加拿大申請引渡,依據的法律主要是美加兩國簽署的《引渡條約》和加拿大的《引渡法》。

美國前聯邦檢察官、現擔任美邁斯律師事務所律師程樂其(Ronald L. Cheng)向《財經》記者解釋,美加《引渡條約》規定,引渡請求必須附有對被引渡者的描述、案件事實陳述、請求國法律文本、對罪行和相應刑罰的描述等。

他說,如果被引渡者尚未在請求國(美國)被定罪,請求國還必須附隨提供請求國法官或其他司法官員發出的逮捕令,以及相關證據證明如果所涉行為發生在被請求國,根據被請求國法律,逮捕并判有罪也是合理的。請求國還要證明被引渡人就是逮捕令所針對的個人。

“美國肯定會充分利用期限,不會匆忙提出引渡請求。”中國司法部司法協助外事司前官員、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刑法研究所所長黃風表示。不過,他分析,從美國臨時逮捕的請求書內容看,美國目前的準備距離提出能被加拿大認可的引渡請求尚有差距,“有一些難度”。

已經公開的資料表明,美國其實早就在準備對孟晚舟提出刑事指控,2018年8月22日,紐約布魯克林的一名聯邦法官簽署逮捕孟晚舟的授權令。

在孟晚舟保釋聽證會上,美國方面的材料表明,在美國對伊朗制裁生效的情況下,華為通過名為星通(Skycom)的子公司與伊朗交易,但隱瞞了華為與星通的真實關系,美國的銀行為華為的金融交易進行清算,無意間也與星通發生了業務往來。而孟晚舟曾親自向銀行做陳述,聲明華為和星通在伊朗的運營遵循了美國的制裁禁令。因此,美國檢方認為這些聲明構成欺詐。

黃風的觀點是,美國指控孟晚舟違反的禁令屬于“第三方制裁”,即制裁的對象并非違反禁令的美國公民或美國企業,而是與美國企業有來往的第三方人員、組織。“從孟的臨時逮捕請求材料可以看出,美國指控孟晚舟用以“欺詐”的金融機構設立于美國,因此美國法院具有屬地管轄權。但該金融機構‘并不是一個完全的美國的金融機構’,只是分支機構設在美國。”

孟晚舟和美國金融機構是否有連接是美國指控的重要依據之一。美國司法對外國居民所主張的特別管轄權被稱為域外管轄或“長臂管轄”,因威脅他國主權,在國際上一直備受爭議。

“域外管轄涉及多方面問題,核心是美國的域外管轄取決于所涉行為是否與美國有連接點。”程樂其說。但黃風研究認為,加拿大目前并不承認第三方制裁。

指控罪名和相應刑罰在引渡請求中也格外重要,首先要符合美加《引渡條約》“雙重犯罪”的原則,即如果所涉行為發生在加拿大,根據加拿大的法律也應被判有罪,其次還要符合最低量刑標準。

根據美加《引渡條約》,準許引渡的前提是:被請求人所涉行為在兩國所獲刑期應超過一年。加拿大《引渡法》則規定,依據一般的引渡協定提供引渡時,引渡請求所針對的行為根據加拿大法律可判處兩年監禁或更重的刑罰。而當依據“特定協定”提供引渡時,可引渡的犯罪的刑期標準則是五年監禁刑或者更重的刑罰。

目前,美國對孟晚舟的臨時逮捕請求指控的罪名是欺詐,但在引渡請求中罪名可能會發生變化。

黃風分析,類似這種事件,美國會直接援引《出口管制法》,提出這方面的指控,但美國選擇了欺詐罪這個罪名,說明美國還沒有掌握充足的證據。構成欺詐罪的前提,一是包括被指控的當事人在內的人員獲取了財產,二是存在受害人,“但現在受害人是誰并不明確,這個罪名也值得商榷”。

在期限內,美國也有可能會獲取更多的證據,提出其他罪名的指控。黃風稱,請求國通過臨時逮捕搞突然襲擊,目的之一是通過搜查當事人隨身攜帶的電腦或電子存儲設備,獲取更多的證據。黃風曾處理過一些引渡案例,最終對當事人的指控證據來自臨時逮捕后搜查的電腦里的證據。

因此,美國是否如期向加拿大提出引渡請求,“關鍵變量是美國司法部是不是掌握有足夠的證據”,成美律所創始合伙人柳治平律師說。

引渡程序十分繁瑣。加拿大司法部長在接到美國的引渡請求后,如果認為屬于可引渡的犯罪,則簽發一份“審理授權書”,授權總檢察長代表請求方向主管法院提出簽發拘押令的申請。

按照加拿大《引渡法》的規定,加拿大司法部長有權拒絕引渡請求,比如司法部長有權拒絕基于種族、宗教、政治性犯罪等原因的引渡請求。如果加拿大援引政治性犯罪的例外來拒絕美國的引渡請求,美國無法使用《引渡條約》讓被引渡人在加拿大被指控。

如果引渡程序繼續往下走,被請求引渡人將出現在引渡法庭上參與引渡聽審。證據問題將再次成為關鍵。主管法官須針對“審理授權書”中列舉的罪名,進行審查。

在證據標準上,加拿大《引渡法》的一個特點是堅持“表面證據”的標準。黃風介紹,這是英美法系的一個概念,即雖然還未經法庭審判,但要看起來犯罪成立,沒有相反的證據能推翻,“它的特點是雖然并不能達到符合犯罪成立的充分條件,但是對證據的要求和審查也比較嚴格,這對提出引渡的請求國是一個相當高的要求”。

聽審之后,主管法官如果認為符合引渡條件,將對被請求引渡人簽發拘押令,對其收監等待移交,被請求引渡人則有權對拘押令提出上訴。如果走到這一步,意味著孟晚舟將再度失去自由。

法院的司法審查后,主管法官同意引渡的報告會轉到司法部長手上,等待司法部長的行政審查和決定。司法部長決定引渡后,會簽發移交令。而針對司法部長的決定,被請求引渡人同樣可以提起上訴。需要強調的是,這套流程往往有可能耗時幾年。

據加拿大《渥太華公民報》的報道信息顯示,自從1999年新的引渡法生效后,加拿大平均每年引渡100人左右。截至2014年,加拿大收到大約1500份引渡申請,其中只有5份申請被拒絕。

也就是說,參考過去經驗,就算流程繁瑣,耗時較長,加拿大的引渡申請通過率還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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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可能,如果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國,那就將面臨新的訴訟戰。

“美國將適用其通常的刑事審判程序,包括提審、審前程序、庭審等。每一個環節,孟晚舟均有權利要求辯護律師在場。”程樂其說。

在此前的第二次聽證會環節,代表美國方面的加拿大律師曾發言稱,孟晚舟因2009年-2014年間的欺詐行為被美國方面刑事指控,每一項罪名都面臨最高30年的刑期。

對外經貿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屠新泉教授向《財經》記者指出,中美兩國政府目前都想盡力避免加拿大事件對貿易談判的影響,把它當作一個外交事件而非貿易糾紛中的一個籌碼來處理。

但是,如果孟晚舟被引渡或定罪,仍將對中美關系造成巨大沖擊,中國政府將在未來與美國的談判中背負較大的國內輿論壓力。

華為在劫難逃?

華為在美國市場上嘗試多年,始終受困于“安全門”,今年,華為受限的范圍,已經從美國蔓延到了日英法德澳等國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戰略研究室主任樊吉社對《財經》記者分析,從整個孟晚舟案的時間節點來看,與中美展開新一輪貿易談判的時間重合有一定的偶然性。

據《紐約時報》報道,美國偵查機構對華為的調查自2010年就已經開始,另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司法部正在調查華為是否違反伊朗禁運條例。今年8月22日布魯克林的一名聯邦法官就簽署了逮捕孟晚舟的授權令,只是孟晚舟正好在12月1日路過與美國簽有引渡協議的加拿大。

有人認為,調查中興通訊和調查孟晚舟及華為,可以被認定為是美國商務部和司法機構所主導的獨立事件,但前者恰逢貿易戰開始,后者恰逢貿易戰關鍵時刻,獨立事件被當作中美博弈的籌碼了。

另一種觀點認為,華為之所以卷入其中,重點不是案件本身,美國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戒備心理日漸放大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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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2日,加拿大溫哥華,孟晚舟(右)在住處門口送別訪客。圖/視覺中國)

美國無線通信和互聯網協會(CTIA)此前發布的報告稱,中國在5G布局上咄咄逼人,中國將贏得5G競爭,這是美國犯下的重大錯誤。

華為在美國市場上命運多舛,有美國媒體報道稱,美國現任及前任官員表示,國會及情報機構中的對華強硬派2007年便開始遏制華為崛起。此前有華為和思科長達十年的對壘,雖然似乎沒有輸贏,但華為也從此成為美國國會議員長期懷疑的對象。

2011年2月起,美國國會開始對華為和中興進行調查,以確定它們的產品和服務是否威脅了美國的國家安全。

2012年9月13日,作為調查的一部分,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組織了一個題為“中國通信企業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聽證會,時任華為公司高級副總裁丁少華、中興通訊北美洲和歐洲部高級副總裁朱進云作為代表出席聽證會接受質詢。這是中國企業首次在美國國會參加此類聽證會。

出席聽證會的美國議員質詢的問題主要是,華為與中興的產品是否存在后門和信息發送裝置,兩家公司是否為中國情報機構向美國開展間諜活動提供了機會,是否虧本在美國提供產品與服務,是否向伊朗政府銷售設備等。

美國議員一直糾纏的一個重點是,兩家公司是否為中國情報機構向美國開展間諜活動提供了機會?“既然中國國家安全法明文規定國家安全機構可檢查屬于任何組織或個人的電子設備,你如何能拒絕政府的要求?你能否舉出一個企業拒絕政府類似要求的例子?”(注:2015年7月起實施的新版國家安全法已刪除美議員引用的相關條款)

丁少華回應稱:華為是一家獨立的民營企業,在商言商,華為從來沒有、也絕不會受任何第三方政府,包括中國政府的指使去傷害任何國家或客戶的網絡安全。

美國議員追問的另一個重點是,為什么民營企業設有黨委?黨委成員是誰?黨委是否參與公司決策?

丁少華回應說,華為公司黨委是根據中國公司法的規定設立的,就連沃爾瑪等外資企業一樣設有黨委。黨委組織的功能主要體現為提供員工關懷,敦促員工遵守職業道德等方面,絕不參與企業管理與決策。

從結果來看,美國議員并不接受這兩家中國公司的解釋。20余天后,2012年10月8日,美國國會發布調查報告,結論是“華為、中興可能對美國帶來安全威脅”,認為華為和中興為中國情報部門提供了干預美國通信網絡的機會,并強烈建議美國電信運營商選擇其他廠商。

今年1月初,美國電信運營商AT&T突然取消與華為的合作,不在美國售賣華為手機。華為手機業務多年來被美國拒之門外,與AT&T的合作曾被視為進軍美國市場的里程碑事件。

緊接著,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國家安全局等六家美國高級情報機構負責人一致呼吁美國民眾不要使用華為和中興手機。

12月18日,華為輪值董事長胡厚崑呼吁,有關國家政府應該給出禁止華為設備的證據,以證明所謂的安全威脅,并開辟溝通渠道,以便華為可以采取改進行動。“我們不能一直被無稽之談(underground speculation)所籠罩,如果你有證據,你就該公之于眾,也許你可以不提交給大眾、不提交給華為,但至少要提交給電信運營商,因為是他們在買華為的東西。”

“談到安全問題,事實勝于雄辯,華為的安全記錄是非常干凈的。”胡厚崑強調,30多年來,華為從未發生過嚴重的網絡安全問題,或者看到任何證據證明其設備存在安全威脅。

近兩年,美國已把遏制華為的行動從公司層面擴大為國家層面,不斷敦促其盟國遠離華為的產品。

過去一年,美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限制華為和其他中國科技公司在美國的業務,并在最近發起一系列針對盟國的游說活動,以說服盟國制定類似的限制措施。

美國政府一直在游說加拿大、英國和新西蘭政府,希望它們和美國、澳大利亞一道,禁止華為和中國電信設備制造商中興參與供應5G網絡設備。加拿大、英國和新西蘭是Five Eyes安全情報共享聯盟的三個合作伙伴。

《華爾街日報》近期的一個報道稱,2018年7月在加拿大舉辦的一個會議上,來自西方最強大情報聯盟的情報機構負責人一致認為,他們需要對華為加以遏制。

2018年8月,澳大利亞在政府層面宣布禁止華為和中興參與該國的5G移動網絡相關工作。

11月28日,新西蘭電信運營商 Spark New Zealand(下文簡稱Spark)發布聲明稱,新西蘭政府通信安全局(GCSB)否決了該公司打算采用來自華為的5G電信設備的提議。

在作出這個決定的14天前,Spark 總經理Simon Moutter還在年度股東大會上支持華為作為5G移動網絡技術的潛在供應商。希望(新西蘭)政府不會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阻止華為及其它中國電信設備供應商。

12月5日,事件公開的當天,英國發布了一條有關禁用華為設備的決定。

全球頂尖電信運營商英國電信(BT)宣布,在2016年收購的另一家英國運營商EE的網絡中,將把華為核心網設備從4G網絡中“剝離”出來。同時,將華為排除在競標5G核心網的名單之外。

今年2月28日,英國電信集團還與華為簽署5G戰略合作協議,希望共同加深戰略伙伴關系,確保英國電信在5G時代的領導力。

如果把通信網絡看作一個人,那么核心網就像大腦,是整個網絡的管理中樞,儲藏著所有的用戶信息,管控所有業務功能。可以說,核心網是通信網絡最為關鍵和敏感的部分。

華為在2005年進入英國電信的采購短名單,后者是全球第一家采用華為設備的主流運營商。這在華為海外拓展歷史上,是一個里程碑意義事件,因為它不僅可以為華為帶來英國市場訂單,還意味著華為首次被發達國家主流運營商認可,極具標桿效應。

這一點甚至引發了美國議員的關注,在2012年9月的聽證會上,一位美國議員問丁少華:英美體制相近,為何英國不存在美國的擔憂?

緊隨而至的是日本的軟銀和德國的德國電信。12月14日,據《日經日報》報道,日本移動運營商軟銀已決定逐步淘汰華為4G基站設備,轉而支持瑞典愛立信、芬蘭諾基亞等公司。5G基站的建設將于2019年春季開始,也計劃從兩家北歐公司訂購。

德國官方在此前公開表態稱,沒有證據可以證明華為存在安全問題,不過作為歐洲最大的電信公司,德國電信的態度卻與官方表態大相徑庭。據路透近期報道,德國電信表示,正在重新評估在德國以及該公司運營的其他歐洲市場內的供應商計劃。這一表態被視為該公司有可能加入排斥華為的陣營。

日本軟銀和德國電信的做法有其目的。12月18日,德國電信的子公司T-Mobile(美國運營商)和此前被日本軟銀收購的美國第三大運營商Sprint的合并案終于通過了美國兩項國家安全檢查,掃清了合并路上的最大障礙。該合并案價值260億美元,今年4月就已經提交美國相關部門,但遲遲得不到批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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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當被外媒問及如何看待華為所遭遇的限制時,胡厚崑說,華為非常理解世界各地對網絡安全的關切,也非常理解華為作為一家年收入1000億美元的巨頭公司所受到的關注,只要是真的想解決安全問題,華為相信一定會找到好辦法。但若是基于意識形態和政治考量,把安全問題當作排斥特定公司的借口,那情況就會大不一樣。沒有人會真正從這種情況下受益,無論國家、行業還是消費者。

例如,根據第三方研究公司前沿經濟學(Frontier Economics)的研究報告,如果把華為拒之門外,僅2017年-2020年間,美國運營商就會為部署5G網絡多花200億美元,這將大大加重下游消費者的負擔。

今年夏天,美國決定禁止美國政府部門購買和使用中興和華為的電信設備。美國政府一再宣稱這些公司正在與中國情報部門密切合作。同時美國認為這些公司的設備上可以安裝一些程序,這些程序可以被用來監視用戶,盜竊用戶信息,暗中更換信息等。華為公司反復否認這些指控。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馬爾科·盧比奧(Marco Rubio)和美國情報委員會副主席、民主黨參議員馬克·華納(Mark Warner)在今年10月向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發出一封公開信,信中寫道,“我們非常擔心加拿大可能會在部署5G電信網絡基礎設施中與華為或任何其他中國國有電信公司合作。”兩位參議員表示,如果加拿大堅持使用華為設備,可能會出現商業問題。由于美國和加拿大的無線運營商經常共享類似的設備,因此華為參與加拿大5G部署可能會“嚴重損害”這種和諧,并使兩國迅速推出5G網絡變得困難。

事件發生后,華為5G設備是否安全在加拿大引發新一輪的討論。12月18日,華為公司致信加拿大網絡安全中心(CCSC),表示將盡一切努力滿足加方對5G網絡安全標準的要求。華為加拿大公司總裁Eric Li表示,該公司將如同對英國作出的新承諾一樣,將為“確保加拿大5G網絡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作出一系列承諾。

12月19日,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在渥太華公開表態稱,是否在加拿大5G網絡中使用華為公司設備的決定“應該由專家而不是政治家來做”。

特魯多說,專家應該以加拿大情報機關所掌握的信息,以及從“五眼聯盟”(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的情報聯盟)處得到的信息為基礎做出決定。

沖擊波

最初的慌亂過后,商業世界里的人們重新回歸表面上的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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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 時代,華為是一家無足輕重的公司;3G 時代,華為仍然是一個追趕者;4G 時代,華為實現了大發展;即將到來的 5G 時代,華為已經贏得先發優勢。資料圖)

過去幾個月,加拿大汽車零部件制造商協會(APMA)接待了來自中國兩家汽車制造商的代表團,原計劃下個月還會接待另一家中國公司,但事件發生了。

這些公司說,“雖然我們當然仍然感興趣,北美是我們產品的目標市場……但是現在,我們要暫停計劃。”該協會主席弗拉維奧沃爾普十分沮喪。

沃爾普之所以著急,是因為通用公司要關閉一家加拿大制造廠,加拿大汽車零配件制造商每年要賣價值30億加元的產品給這家工廠,他們原本希望中國車企可以接盤,世界上有實力替代通用這種產能的車企也就五六家,但現在中國車企能夠來到加拿大的機會越來越小。

加拿大廣播公司(CBC)援引多倫多大學政治科學與亞洲研究所助理教授麗奈特·昂的觀點稱,此事給加拿大造成的最惡劣影響會是中國對加拿大的投資被推遲半年到兩年。由于孟晚舟的引渡聽證會將在明年2月舉行,未來這三個月就顯得非常關鍵。

事件發生后,許多華為全球供應商的股價不同程度下行。12月6日,美國芯片公司英特爾、AMD、博通股價紛紛下跌,其中AMD跌幅超過5%;手機零部件供應商中國臺灣大立光、通信板方案商深南電路跌幅均超過9%,一大部分收入來自華為的中國軟件股價更是大跌11.71%。

據《香港經濟日報》統計,在中國香港和臺灣上市的華為供應商股價在消息報道當日蒸發600億港元,32只A股核心供應商12月6日上午市值蒸發300億元人民幣。

華為不是上市公司,但其業務橫跨通信、智能終端、企業級IT設備三大領域,它既是全球最大的電信網絡設備制造商,也是全球第二大的手機制造商,同時還是中國排名第一的企業級IT設備制造商。

華為的這三大業務多年來形成了一個巨大的供應商體系,其中不乏大型上市公司。在科技領域,供應鏈和巨頭的關系通常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過去30年,華為在全球累積擁有1.3萬家供應商,目前核心供應商為92家,其中33家是美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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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12月6日晚間,華為公開致信供應商。公開信的核心內容可以概括為三點。其一,認為美國政府通過各種手段對一家商業公司施壓,是背離自由經濟和公平競爭精神的做法;其二,強調華為不會因為美國政府的無理,而改變與全球供應鏈伙伴的合作關系;其三,再次重申在全球化技術合作和產業發展的浪潮下,產業鏈上下游企業之間互相依賴、榮辱與共的現實。

一個與華為手機業務有密切合作關系的大型供應商中國區業務負責人向《財經》記者反饋,華為的反應是及時有效的。

他向《財經》記者傳達了三個核心想法:一、他所在的公司總部將華為的此次事件定性為“非商業事件”;二、在商言商,他所在的公司不會因為“非商業事件”改變或停止和華為的生意,除非遇到很強的不可抗“非商業因素”;三、他不認為華為的基本業務會受到這次事件本質性影響,華為的未來取決于華為自身的長期戰略方向及落地效果,而非“非商業因素”。

華為的絕大部分核心供應商股價12月7日起止跌走穩,隨后7個交易日里多呈現橫盤狀態。

“現在的環境下,尤其中興事件后,大家能想象到美國政府會對華為發難,但是沒人會想到華為的高管會因為公司的事情而陷入人身不自由的境地。”12月7日,一位中國高科技公司高管對《財經》記者說,“這太出人意料了。”

這家公司此前的出海版圖已經覆蓋到了亞太地區的大部分重要國家,他們下一步的計劃是歐洲和南美洲,這位高管向《財經》記者證實,加拿大事件發生后,他們內部出現了不同的聲音,有人認為,除了已經覆蓋的區域,正在開拓的海外市場應該暫停。

三輪聽證會結果出來后,上述人士沒有改變對未來中國企業出海大環境的基本判斷。他對未來形勢的預判是:未來中美在高科技和服務行業會有更多的潛在沖突,貿然行事很有可能重蹈覆轍。

12月6日之后,不安情緒也迅速在一些大型美國公司中國區蔓延。

一個總部在美國的大型科技公司中國區高管在12月8日告訴《財經》記者,外企在中國的形勢剛剛看到曙光,事件的發生令人再次心生不安。“如果外部形勢繼續往不利于外企(尤其是美國公司)的方向發展,美資外企會重新陷入被動狀態。”

由于中國運營商決定在2019年5G開服,包括電信設備、IT、云、AI、物聯網和互聯網等多領域都將迎來新的發展機會,美資外企顯然也是其中之一。

11月6日,中國組織了高規格的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在這次博覽會上,官方釋放了諸多有利于外企未來兩年在中國進一步發展的積極信號。在科技領域,中國電信與愛立信、三星、思科、諾基亞、日立、IBM六家外國科技公司達成總金額100億元人民幣的采購合作意向。電信設備廠商諾基亞宣布,已經與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三家運營商分別簽署框架協議,總價值超過20億歐元(約158億元人民幣)。

這個開端看上去不錯。在這次博覽會上,中國表達了長期擴大進口的意愿:預計未來15年,中國平均每年進口總額為18.67萬億元人民幣。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進口總額為12.46萬億元人民幣。

中國官方還明確表示,將堅決依法懲處侵犯外商合法權益特別是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顯著提高違法成本。

華為加拿大事件最終結果將引發中國政府不同的反應。這些對于在中國的美資企業來說,都是不可控因素。

《財經》記者目前沒有發現,有中國央企、代表性民企和外企中國機構因為華為的加拿大事件立刻做出較大反應,比如停止一些既定戰略。然而,多位上述不同種類的大型公司相關人士表示,華為事件走向不明,他們所在的公司已多角度多層面分析排查,并根據不同情景制定應對預案。

新變量

應盡量讓孟晚舟案回歸司法軌道去解決,將其政治化不僅無助于孟晚舟和華為,也無助于中美關系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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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視覺中國)

12月5日,華為加拿大事件發酵之際,華盛頓離白宮不遠處的一個五星級酒店里,一場中美工商界人士的高端晚宴正在舉行。消息在喝著酒的人群中引發不安。

這場晚宴之前的幾天,中美間風向已經有所轉變,12月1日,也就是孟晚舟被拘押的當天,中美兩國元首在阿根廷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后舉行晚宴,雙方同意從12月1日起,暫不再升級貿易沖突,用90天時間尋求妥善解決方案。

特朗普稱這次會晤達成了“最大的協議”,外交部副部長、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則表示,雙方會見時間遠超原計劃,兩國元首同意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系,保持密切溝通,包括進行互訪。

原本,這個消息讓參加晚宴的人們師出有名。華為加拿大事件的橫生枝節,卻暗示了兩國的分歧無法在一朝一夕間得以解決,中美間重新被不確定的氛圍籠罩,從G20峰會后晚宴的餐桌上一直彌漫到大洋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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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天凱在晚宴上致辭說,過去一年間,兩國許多人都在為中美關系近況感到擔憂,有人企圖讓中美脫鉤,企圖開啟所謂的“新冷戰”,以所謂的“百年馬拉松”之名進行戰略對抗。

外界依然對美國“突然”對孟晚舟采取行動的微妙時間節點疑慮重重。

美國方面在G20峰會期間并未提及此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約翰·羅伯特·博爾頓后來在接受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NPR)采訪時表態稱,自己是由美國司法部的例行簡報中得知了相關消息,但他并不肯定總統特朗普是否同樣在12月1日預先知情。路透社則援引白宮一名官員的話稱,特朗普在事發當天并不知道拘捕計劃。

華盛頓威爾遜中心基辛格中美關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向《財經》記者評價稱,此事可能是白宮內部缺乏合作的體現,他對《財經》記者表示,鑒于美中關系的現狀,在實施行動前,白宮最高級別官員應慎重考慮它可能給中美關系其他方面帶來的影響。

如果博爾頓的公開評論缺乏深思熟慮,那么特朗普對此發表的言論就更為唐突——特朗普接受路透社采訪時說,如果對達成“史上最大的貿易協議”(指中美貿易協議)有幫助,他愿意為一名“面臨被引渡美國的中國通信業高管”的案子求情。

今年6月,特朗普曾經通過干預,反轉了美國商務部對中興的禁售令,中興公司得以在代價空前的前提下繼續正常運轉。但中興判罰屬行政權范疇,孟晚舟的案子屬于司法權的范疇,這使得特朗普的選擇空間非常有限。

從程序上,加拿大法律學者Gary Botting認為,特朗普可以施壓司法部和紐約東區地檢署撤消對孟晚舟的起訴,這樣就能終結整個案子。另一位前聯邦政府檢察官Brian Michael指出,特朗普也可以透過需要居中傳遞證據和文書的國務院干預,不過,此做法并沒有前例。

對于特朗普時代的三權分立狀況,鮑登學院(Bowdoin College)教授安德魯·路德維格(Andrew Rudalevige)曾這樣對《財經》記者解釋稱,美國有相當強的三權分立和權力制衡。只不過在特朗普上任后,直到中期選舉之際,美國國會都一直保持沉默,聽證會有一些,但不多。

根據美國憲法,國會有責任為總統及其政府提供監督和指導。但特朗普上任后,國會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對特朗普及其政府的權力制衡。這在外交政策和貿易政策上來說尤其突出。過去幾十年的國會都對總統行政分支的外交和貿易政策進行實質性審查、并通過立法指導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在過去不到兩年的時間中,美國國會在監管方面乏善可陳。

路德維格說,國會的聲音之所以變得很弱,簡而言之是因為監管執政當局和總統是一個政治獲利不大的選項。

至于司法獨立的原則,特朗普是否會選擇尊重司法部的工作,華為加拿大事件他的處理則會給出答案。

美國司法部助理檢察長John Demers近期在國會聽證上指出,“司法部(的工作)是執法,我們不是貿易工具。”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也在接受媒體專訪時強調,孟晚舟案完全是司法案件,和貿易談判無關。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李巍分析,“中國政府也希望將孟晚舟案與貿易談判進行切割處理,不希望因孟晚舟案而節外生枝。”

一名接近中國政府決策機構的人士向《財經》記者指出,應盡量讓孟晚舟案回歸法律軌道去解決,將其政治化反而無助于孟晚舟也無助于華為公司。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總裁包道格(Douglas Paal)指出,似乎到目前為止華為加拿大事件還沒有影響到中美貿易談判,除非美國人接受特朗普政府的觀點——應該對談判施加一切可能的壓力,如果這個成立,也許有人會認為拘押事件使中美貿易談判變得更有成效。

讓孟晚舟成為美國的談判籌碼,特朗普要沖破重重障礙,打破總統不干涉刑事司法調查的先例,這會使他成為美國民主的敵人,更何況,現在的時機已經不利于特朗普個性化行事了。

中期選舉后,民主黨時隔八年重新奪回眾議院,2019年1月新國會開始運作后,有可能結束“在制衡特朗普方面失聲”的狀態。

美國政壇的微妙變化目前來看對中美貿易大局走勢沒有太大的影響。

世界最大的對沖基金公司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Ray Dalio)對《財經》記者說,今后美國的政治局勢會比較動蕩。但中美關系很難再回到合作關系。因為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對中國發起了挑戰,即便美國的領導者變成民主黨人——他們傳統上與中國更具對抗性,所以現在看起來,中美關系不會像之前那樣,不會回歸到過去的合作關系。

包道格也說,從美國的視角來看,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看起來會更加持久,不太容易解決。

近兩年來,美國不僅在經貿領域與中國摩擦,而且在科技、教育、人才交流等各個領域都不同程度加大了限制。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戰略研究室主任樊吉社的觀點是,特朗普希望用“舉國體制”來對付被其視為經濟競爭對手的中國。12月9日,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再度撰文強調“為什么經濟安全也是國家安全”,并稱美國在全球制造業的優勢面臨類似中國這樣的戰略競爭對手挑戰時正在“消失”。

美國夸大了中國在關鍵科技領域對美國構成的威脅,但是具體到5G通信領域,華為確實已經是全球5G的領跑者。華為不僅是5G標準的核心主導者,和3G、4G相比,也是5G技術和商業落地創新第一陣營的廠商,按照胡厚崑最近公布的數據,華為已經在全球范圍內獲得了25個商業5G合同,并已出貨1萬多個5G基站。

因此,華為加拿大事件很有可能不會是最后一個“黑天鵝事件”。在中美關系日益緊張的情況下,在美國從事經濟活動的中國企業都有可能成為“法律調查的目標,因此自覺地合規審查極其重要”,接受采訪的專家和學者均表達了上述擔憂。

沒有回頭路可走

和世界對抗是愚蠢的辦法,融入世界是唯一的道路

華為能否順利闖過這一關口,目前仍是未定之事。此時,這家公司也站在一個歷史高點。

華為12月19日提供的最新預測數據顯示,這家公司今年總營收將超過1000億美元,2017年這個數字是920億美元。2017年,全球只有9個國家擁有千億美元公司,分布在歐美和東亞,包括美中日德英法韓等,主要分布在汽車、金融、能源等領域,科技類公司很少,較為著名的是韓國的三星和臺灣的鴻海科技。

“這將是華為歷史上的一個重大里程碑。”胡厚崑說。

多位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分析人士擔心,結合這兩大因素,華為正處在一個微妙的關鍵時刻。他們認為,華為此時已經是全球5G創新的第一梯隊成員,而電信設備市場是一個全球化程度極高的市場,華為的競爭對手們同樣在全球布局,美國和一些國家拒絕華為5G設備,可能會給華為的后續發展帶來沉重打擊。

胡厚崑回應稱,他對此并不悲觀。“這好比是一場競賽,場上有幾名選手,作為領跑者,華為有理由對未來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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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之所以被調查,重點不是案件本身,美國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戒備心理日漸放大才是根本。資料圖)

針對美日英法德澳新等國在5G上拒絕華為設備的情況,12月19日,華為向包括《財經》在內的媒體通報了最新進展。

華為稱,目前,華為在德國的業務一切正常;在法國,華為正積極參與法國各運營商的5G建設;在日本,華為正在積極參與運營商的5G投標和實驗網測試;新西蘭政府雖對運營商提交的5G方案有不同意見,但監管流程尚未走完,客戶均表示將與政府繼續斡旋,與華為合作保持不變。

胡厚崑認為,一些國家對5G技術的安全問題提出質疑是合理的,但這并非沒有解決方案,華為也不是就此陷入僵局——可以通過與運營商和政府的合作加以澄清或緩解。

針對美國為主的一些國家提出已久的安全疑慮問題,胡厚崑回應稱,積極主動地與當地政府、社區及客戶溝通合作是華為一直在做的事情,不過,“華為愿意比業內同行付出更多的資源來做這件事情”。

胡厚崑說,隨著技術變得越來越復雜,網絡越來越開放,華為將繼續增加對“網絡安全”的投資。例如,華為計劃于2019年一季度在布魯塞爾建立一個安全中心,作為擴大與世界各地其他政府(如加拿大和英國)合作的長期計劃的一部分。

此外,華為將在未來五年內投資20億美元,以改進其軟件工程流程,為未來做更充分的準備。

當被問及其在美國的業務受限時,胡厚崑指出,美國是全球最大的通信市場之一,所以,“不能認為這對華為無關緊要”。

和預期1000億美元年營收同步發布的華為官方數據還包括:華為目前拿到了25份5G商業合同,在幾大電信設備商中排名第一;華為至今已經向全球發貨超過1萬個基站模組。

“國際化是永恒的主題。”一位中國大型互聯網公司高層人士對《財經》記者說,“對華為來說是這樣,對其他有國際化需求和能力的中國公司來說也一樣。”

中國商務部《中國對外投資發展報告2017》顯示,2016年,共有2.4萬家中資企業在境外設立3.7萬家對外直接投資企業,2016年,中國企業向境外投資所在國家(地區)繳納各種稅金總額近300億美元。

中國企業國際化,可歸納為四種類型:一種是海外設廠,實現生產本地化,如海爾模式;第二種是自有產品直接出口,如華為和中興模式;第三種是跨國并購,如聯想模式;第四種是產品貼牌出口,以溫州企業為多。企業國際化戰略有時會采取多種戰略,即組合戰略來進軍海外。

前三種方式是中國企業國際化的方向,也代表了中國公司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不過,當前復雜的外部環境之下,多數致力于全球化的中國公司尚未走到華為的這一步。對于它們來說,最基礎的工作,是重新審視其合規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王志樂是國內較早研究企業合規建設的學者。他告訴《財經》記者,在本世紀初,全球跨國公司的重點是企業責任和社會回報,直到2008年西門子因商業賄賂被美國和德國重罰(罰金合計16億美元),企業合規才逐漸成為許多跨國公司案頭重點,而中國公司海外擴張大多起步于2010年左右,對合規的重要性缺乏認識。

今年5月,中國貿促會牽頭成立全國企業合規委員會,首批入會成員包括中石油、中海油、中國中鐵、浙江吉利、中聯重科、中興通訊、中國人保等35家大型公司。

中國貿促會會長姜增偉在合規委員會成立大會上表示,中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過渡,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世界貿易的規則和慣例,要把規則和慣例作為企業經營的重要前提。

“規則和慣例本身就是企業的生產力。”姜增偉說。

孫宏是浙江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同時也是該公司首席合規官。他說,該公司從2014年開始聘請國內頂級合規專家來幫助建設現代化企業合規制度,如今受益匪淺。

最近兩年,吉利陸續完成了6起大型收購,其中就包括對美國Terrafugia飛行汽車公司的收購。因為事關前沿技術,收購受到了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的嚴格審核。CFIUS近年來以涉嫌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為由否定了多項中國企業所發起的對美跨國收購。

“CFIUS問我們的第一個問題是,你們有沒有首席合規官,我說我就是,他們才繼續往下問。”孫宏回憶。

王志樂的觀點是,每個國家都有些自己的規則,如果違反這些非國際通行規則,企業需要評估其風險,風險不可控的話一定要避免激進策略。

一位BAT公司的高層人士表示,中國公司此前靠低價勞動力和吃苦耐勞精神這一套贏得國際競爭力的做法已經行不通了,未來更多是科技實力、性價比和服務體系的綜合比拼。

這既需要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具備更高的技術實力,又需要更開放的戰略視野。

以芯片行業為例,中興事件以后,“芯片自主可控”呼聲極高。多位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芯片從業人士、政府、學界和投資界的專家認為,需要理性看待自主可控與全球化之間的關系——芯片是一個全球高度協作的產業鏈,沒有一個國家或公司能夠完全把控這個產業鏈。

中國目前確實在追求芯片獨立自主,但核心原則是不需要也不可能全盤取代外國公司,應是集中財力在幾個關鍵點突破,掌握幾門核心技術,與其他國家和公司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互相制約的關系。

一位海外業務已經拓展至印度和歐洲的中國大型公司CEO對《財經》記者說,自主可控很必要,但不能陷入追求“極端自主可控”的誤區,更不可與國際化脫鉤。“追求極端的自主可控會使技術再次落后,不與世界同步,大大降低效率和競爭力,也會消耗有限的財力資源。”

多位中國公司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不會停止國際化的腳步,但會更加審慎。

“道阻且長,行且將至。”胡厚崑說,“我們將繼續前行,并到達目的地,因為我們已經踏上了旅程。”

(本刊記者黃姝靜、韓舒淋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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